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德、美等国相应建立了文官体制，以考试进入、逐级晋升、权责分工、统一领导为特质。
这一信仰贯穿儒学发展的历史，也构成了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生活形式不言自明的知识预设，虽然其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一解释重新强调了礼乐的超越性来源和神圣根基：礼作为天地之序，与天地之道的运作相符应，是圣人基于观象体味天地之德，进而循天之道确立的行为法度，是天秩天叙的人间展现。
如前所述，有疾而祷是古代社会的惯常做法，也有着儒家礼典的正当性依据。除面向先圣孔子的频繁告祝，朱熹在为官到任时坚持向地方神庙和先贤祠庙进行拜谒祷告，并不断因为水旱灾情向各种地方神灵祈求，这些行动的出发点绝非对礼仪习俗的形式化遵循，而是对祷之精神的深刻理解，对祷作为圣人之所作在人类精神秩序中所处位置的坚定信念。维氏强调，对语言的分析，应该放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中，理解其在被赋予的规则和意义下如何被使用。14 《梁书》原文：至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按照理气论的架构，天理主宰下的气化流行既保证了各种祭祀祷请对象（作为各种次级秩序主宰者）的真实存在，也保证了合宜祈祷必然得到回应。
在这一拓展视域下，揭示祷的信念与行动所内涵的精神经验及其修身、教化意义，无疑可以成为理解儒家信仰与儒者生命实践之间如何关联的重要切入点。28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61页。世俗化（世间化、世界化）的最新形态就是全球化。
在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及尼采之统绪中，力量（潜能、权力）是心灵与物身、一与多、是与易的绝对统一者。因此，当前中国性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之中重新界定自身与外部关系，为再天下化找到理论表述。仅被知的天命还未与自己的切身之气贯通，心气上未能合一。在理论上把握天下化需要有三个基本前提。
按中国哲学史的统绪，总说就是心理气的合一，分说可谓心气合一、心理合一、理气合一。中华文明始终在以一种不承认文明冲突的方式解决文明冲突。
这三个前提的同一个哲学实质，在于重新理解心与物（包含心与身）、一与多、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西学导师中的后两位：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不必说夹在其中的韦伯及福柯了）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当然在于检视改革尖锐提出的现代性。从中国思想传统出发，对此最合适的概括只能是天下化，但其历史内涵则不能依靠传统现成提供。但我们既需要糅合，也需要将之推衍到哲学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哲学、法哲学与历史哲学。
任何宗教都无法解决宗教冲突——除了非宗教的宗教，亦即将宗教之间和教俗之间的界限视同儿戏的宗教。但个人通过不断学习（就是有志于学的学），至少在自家身心上让理气在一切处境下完全契合。欧美诸国则是开放倒逼其改革——无论是顺应还是反对开放。这从属于本原论上的拟人论倾向，无分中外——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这个原型。
③如果国家确实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那它早就是所谓元宇宙之前的元宇宙了。更不必说，单子论准备了一多有序相入、身心（智能与物身）层层相摄的学说框架。
国家的双重本原较诸虚拟世界更为强大，但它同样也只是一个单子。这是现代哲学一以贯之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在普遍失衡的世界中，开放或全球化必然遭遇挫折。这四十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虽然不及两个三十年之间，但其深刻性、丰富性或者过之。如果说，上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改革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那么当前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开放提出的天下化难题。之前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再次确认中华文明等观念性历程，还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中走出中国道路这一实在性历程，总问题乃至总方案的表达，一言以蔽之都是中国化。随着充满曲折斗争，但终究无法摆脱的经济一体化历程，全球文明的互动将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必须激活现代哲学自身的遗产来理解现代文明。
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前三十年。新变奏中最明显的是这样两条线索。
世俗化作为宗教的自我扬弃，是以宗教的宰制为前提的。上帝（Deus）在中国不是死了的问题，而是从未活过。
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趋势？在特定文明之内形成的自我与他者互动的交互主体性范式，难道能不加批判地适用于文明体之间吗？无论关于交互主体性的构成谱系有何不同解释，必定包含这样实质性的一步：将他者共现为与自我拥有同一个世界（观）的心灵。《中庸》则是由天而物而人，再由人及天的纵贯结构，且用人参赞化育的纵贯横通结构包摄了中和的内外结构。
在大变动的时代，内在的失衡与紧张反而是激发活力的优点，正如在需要正统性的时代，这些必然被圆融地均质化。这些只能来自亲历的岁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形势，可谓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例如，国家货币的观念性一点儿都不比虚拟货币少，但另一方面，国家货币又比桥梁和楼宇更为坚实。
其中既有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矛盾，也有观念之内的矛盾。见气而后知天命，见独而后无古今。
③［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在这个被视而不见因此几乎是半隐秘的统绪中，作为斯宾诺莎与德国唯心论（特别是谢林）的中介，莱布尼茨相对是最被低估的。
然而作为控制论、智能机器和符号逻辑的先驱，莱布尼茨对数据资本主义、虚拟世界、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解释效用比其他诸家更直接明显一些。④丁耘：《论心性——道体学气论导言》，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
若仅意识形态化地称之为左右之争激进保守之争，虽可体现一种时评式的准确性，但对于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并无益处。其中的荦荦大者，是文明间关系，包括宗教间关系与教俗间关系。诚作为合内外之道，包摄了《大学》的心物关系，且具备更多意蕴。但伟大思想传统的本质就是总能通过自我否定来自我确证，吸收对方的内容从而扬弃对方的外在性。
经济联合体、区域性领导组织、准军事同盟等等，这些都是主导性的文明的必要基质。在中国哲学中，首先应当激活的是气论传统。
相互驳斥的左右翼理论家们都没有看到，身份政治本来就是外线的文明冲突。【内容提要】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形势，可谓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
不能因为这一问题首先被政策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道出，就轻视其严肃性、现实性与科学性。两者之间的显隐表里，表现为各特定文明体的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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